任何时代，如何只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坏处想，人也就没有了“人情味”，如果往好处想，“人情味”就很浓了，过去的农村是这样，现在的农村也同样如此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，是集体经济时期，也是农村水活水平不高的年代，农村“人情味”有很多方面，但最直接也是最朴素的，主要还在体现在“吃”和“帮”两个方面。
一、众人吃了众人香，一人吃了个肚装
那些年代，农村主要是没有多少东西可吃的。山区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幸运的，山上可吃的东西比较多。有一句老话说：“进了山，可以吃一餐”。意思是说，到山里走一趟，总有让家里人吃的东西。比如说，冬到有楠竹冬笋、蕨根、葛根等；春天的蕨菜、楠竹冬笋、小竹笋、茶饼、各种野菜等；夏天的杨梅、野李子、野桃子、蘑菇、木耳、香菇等；秋天是野果成熟的季节，尤其是寒露节以后，野果集中成熟，比如板栗、野梨子、野柿子、猕猴桃、牛奶子果、羊奶子果、鸡爪子果、鹅爪子果、八月爪（牛卵子果、马卵子果）等等。
记得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，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山上去摘杨梅，一人拿了大小三四个竹篓子，摘好杨梅后，用柴棍棒挑回家。如果回家早，母亲就把杨梅倒在格筛内，让我们到附近人家去请人来吃杨梅。如果回家比较晚，夜幕降临了，就用菜碗装着杨梅，挨家挨户去送杨梅。当有人来家里品尝杨梅，或者给人送杨梅的时候，我的心里特别高兴。
我们从山里摘到其它的野果子，如果比较多时，也同样如此，要送一些给人家尝尝。我们村里这种做法叫做“众人吃了众人香，一人吃了个肚装”。意思是说，好东西只有大伙一同分享，大家快乐才是最快乐的事，意思是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；而一个人独自享受就只有一个人快乐，也说明这样的人非常自私。同样的道理，当别人家的人从山上得到好的野果子，也同样叫我们家去吃，或者给我们家送上一份。
不仅从山上采摘回来的野果子或其它东西是这样，有时，家里做一些小吃，也同样如些。比如，我们村里的女人，在那个年代喜欢做一种小吃叫“马打滚”，也就是用糯米磨成粉，做成类似汤圆形状的圆糍粑，然后，放在炒熟后磨成粉的豆粉中滚动，这样，外面是香喷喷的豆粉，里面是糍粑。我们又称为豆粉糍粑。豆粉糍粑做好后，通常也要给左邻右舍送上一碗，让他们也尝尝。类似这种小吃，邻居之间你来我往是常事。
在那时的农村，最热闹的事就是吃杀猪饭。在村里，不管是逢年过节杀猪，还是平时杀猪，都要把邻居请来吃饭。我们村叫吃“吃猪血汤”（吃汤，我们当地土话，与喝汤意思一样），有的村子称之为“吃泡汤”。通常来说，去请邻居吃饭时，要请全体家庭成员，但是，每家每户只来一个，这也是村里多年传下来的规矩，也许是考虑到别人家的负担问题，毕竟那个年代，村里人家都不富裕。这样，既考虑到了邻居之间的人情往来，也考虑到了别人家的承受能力，这种做法，本身就有浓厚的“人情味”。
这里得说一下我们村里的人情往来，也就是红白喜事随份子钱。在年以前，我们村随份子钱的数额，每份是30元，后来，由于物价方面的原因，涨到了每份50元，现在依然是这个底数。我与一些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时，很多人不敢相信。我曾经写过我们村随份子钱的事的文章发在平台上，一些人留言中，嘲笑说我们村太穷。其实，随份子钱的多少，并不能说明一个村子的穷与富，只能说明这个地方的人是重钱还是重情的问题。有一些村子并不很富裕，因为份子钱的数额越抬越高，结果红白喜事中的村民来往就变味了。有一些是为了“收账”而办酒，为了置办酒席找出种种借口，这样就加重了村民的负担，搞得村民苦不堪言。这种重利的人情往来，那肯定就失去人情味了。
为什么说随份子钱是“一份”呢？我们村传统习俗，“一份”叫“单人情”，“两份”以上叫“双人情”。按照老规矩，送“单人情”的人家，吃宴时，只能去一个人，“双人情”只能去两个人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要随份子，通常不是“钱”，而是“米”，一升米为一份，两升米为两份。
也许有人会问，这样办酒席的人家肯定要亏本呀？是的，确实要亏本。既然要亏本，在办酒席前就要有思想准备，家里有能力就办酒，没有能力就不要办酒，想赚钱也不要办酒。农村传统讲究的是“人到礼到”，讲究的是“人情”和“人气”，而不是为了赚钱才办酒，这样就失去了办酒的传统意义。
二、一家有事，全村帮忙
在农村，要说什么事最大，当然是丧事最大。办丧事的人家，往往用白纸黑字在堂屋门枋上，贴着“当大事”三个大字。说明丧事在农村是最当紧的，不能耽搁的大事。
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村里，哪家有了丧事，不用招呼（除了抬棺人，按照传统礼仪，要孝子上门跪请，但也是义务的）全村的人都会主动上门帮忙。那时还是生产队集体，村里男女都靠挣工分，然后按工分来分钱分粮。但是，只要村里有丧事，人们宁可不要工分，也要给有丧事的人家帮忙。不过，那时我们生产队也讲“人情”，记工员暗中观察帮忙的人员，只要是真正在帮忙的人，同样给他们记上工分，后来村里所有的生产队都按照这个办法实行。邻近几个村（那时的村长叫大队，村民叫社员）开始没有这样做，他们认为我们村很有“人情味”，于是，后来也效仿我们村。
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，每家每户的时间由自己支配，村里更讲究“一家有丧全村有丧”的传统习俗，丧事主动上门帮忙，红喜事上门请去帮忙，都属于义务性质的。
后来，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逐渐多了起来，过去，一场丧事，通常一两个生产队（后为村民小组）的人能做到的事，要全村人才能做。再到后来，一场丧事，一个村的人能做到的事，要几个村的人才能做到。农村办丧事，传统帮忙这种做法难以为继了，很多地方的“一条龙服务”应运而生，商业化越来越浓，人情味越来越淡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房子。当村里有人建新房子的时候，从备材料开始，到平地基、竖房子（木房叫竖排扇，土坯房和砖房叫砌房子），左邻左舍，或者平时关系比较好的人，都要来帮工，一般要帮三天以上。我们村农家那时建的都是木房子，竖排扇的之前的那一天下午及竖排扇的那天半夜（按照传统习俗，四排三间的木房，把排扇竖好时，天刚好也亮了），全村的男劳动力都要来帮忙。这种建房帮忙也是义务性质的，不用付工钱。
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集体生产时期，在农业生产方面就不用相互帮忙。实行责任制以后，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，农忙季节，相互帮忙，互换工日，在村里又普遍流行。随着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多了，相互帮忙的人少了，请工的人多了。
